1916 年袁世凱死亡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的年代，直到 1928 年北伐成功，中國統一才進入南京十年。在分析兩個年代的中國，不難發現軍閥割據與南京十年這兩個年代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及文化都有很大程度的相同之處，亦有少許相異之處。我認為軍閥年代與南京十年的中國很大程度上相同。現析述如下：

首先，其一相異之處乃軍閥年代間沒有獲廣泛認同的中央政權，而非南京十年間的國民政府。

軍閥年代間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眾，卻沒有一個獲得全國廣泛認同，法理（de jure）獨立者眾。就如 1917 年的段祺瑞北洋政府破壞共和，不獲廣泛認同，故被孫中山的 1917 – 22 年討伐，加以西南方桂系、慎系宣佈獨立。另一邊廂，直系與奉系在 1920 年結成反皖同盟對皖系北洋中央政府加以對抗。可見當時的中央政府未得廣泛支持，亦因後來亦於 1920 的皖直戰爭被擊敗，被直系奪去中央大權。而 1920 – 24 年以直系曹錕、吳佩孚為首的中央政府亦得不到全國的廣泛認同，他不守約法而被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討伐，並於奉系張作霖與皖系段祺瑞的支持下，終於 1924 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拉倒。由此可見，軍閥年代間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眾，但未有一個獲得廣泛認同的中央政府。

相反，南京十年間有一個獲廣泛認同的中央政府—國民政府。儘管當時派系林立，他們大多都認同南京作為中國的唯一中央政府。在 1928 年，蔣與軍閥談判並達成半獨立的協議，確認南京政府為中國中央政權，他們有奉系張學良、直系馮玉祥、晉系閻錫山，以及桂系李宗仁和李濟琛。他們儘管在當地有權勢，不過法理上支持國民政府作為中央政府。而國民黨內的左右派亦對國民政府作為中國唯一中央政權沒有作出質疑。因此，南京十年間有一個獲得廣泛認同的中央政府—國民政府。此乃軍閥年間與南京十年的其一差異。

另一個相異之處乃軍閥年代仍採用原有的經濟、貨幣及金融制度，而非如南京政府般推行廣泛的經濟、貨幣及金融改革。

軍閥年代間戰事連連、且沒有獲得廣泛認同的中央政權。這些中央政權的專注點大多數落於政治上，而非改善民生的經濟上。他們並無推行廣泛的經濟、貨幣與金融改革，經濟制度依然採用沿有下來的方式，農民依舊被地主剝削、工人依然沒有保障。而貨幣方面亦仍採用沿用五百年的銀本位體制、採用清代留下來的銀兩。金融方面亦未推行政策充份利用銀行資金進行存款創造、批出貸款，促進經濟。由此可見，軍閥年代並無推行廣泛的經濟、貨幣及金融改革。

相反，南京十年間有推行廣泛的經濟與金融貨幣改革。首先，在經濟方面，1929 年政府制訂的經濟建設方案，以重工業、基本化學工業、基礎礦業為主，歸中央政府舉辦，其他工業如輕工業、商業則歸地方政府與人民合營，並予以扶植獎勵。他們又進行農業改革，將地租降低到主要作物的 37.5%。而在貨幣方面，1933 年 4 月 4 日，國民政府頒布法律，嚴禁使用銀兩交易，全面使用銀元交易，並可以 0.715 銀兩兌換一銀元。1935 年 11 月 3 日發行新的紙幣—法幣。1936 年 2 月又推出了代替紙幣的輔幣—鎳幣—有五分、一角、兩角、半分和一分的銅版。在金融方面，南京十年期間為國內四大銀行分配職責。1934 年擁多達一億元資金的中央銀行成為保持貨幣穩定的國家核心銀行。擁二千萬資金的交通銀行則協助國內工業企業。中國農民銀行則經營價值五千萬的農村信用和土地抵押業務。為穩定匯率，前三者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匯率控制從此由商人轉到政府銀行控制，乃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由此可見，南京十年間進行了廣泛的經濟、貨幣與金融改革。

南京十年間進行了廣泛的經濟、貨幣與金融改革，而軍閥年代沒有，乃兩個年代間的相異之處。

儘管在這些層面上有很大程度的相異之處，不過亦有更多的相同之處。

中國軍閥年代與南京十年均是獨裁統治、派系傾軋、戰爭頻仍興起，乃兩個年代間政治上的相同之處。

在中國軍閥年代，中國實行獨裁統治，人民缺乏民主。雖軍閥時期北洋政府舉行國會，但國會多次被解散，且貪污舞弊嚴重，不單未成人民控制施政的工具，反成獨裁者的橡皮圖章。很多事件因不合統治者心意而失敗，就如 1917 年張勳復辟因馮國璋與段祺瑞不喜而失敗、1920 年的安福國會也因與直系曹錕敵對而被解散。而且統治者往往都進行賄選以選進自己心腹進入國會，就如 1918 年的安福國會由皖系段祺瑞用賄賂方式控制心儀人士獲取席位、1924 年的國會則由直系曹錕用五千大洋買票。

另外，1923 年京漢鐵路大罷工直系吳佩孚在甫開始便立即予以血腥鎮壓；而奉系張作霖則於 1915 年鎮壓反對袁世凱復辟的遊行學生，且在 1927 年 4 月處決李大釗等共產黨人。除此之外，最標誌性的乃 1926 的三一八慘案，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群眾反帝反軍閥鬥爭，直接令到國民軍北伐。軍閥時期的中國在實行獨裁統治，人民缺乏民主。

同樣地，在南京十年亦在實行訓政獨裁統治。

自 1928 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結束軍政開始訓政，實行獨裁統治。訓政目的乃臨時憲法，在於討論正式憲法—約法的內容。不過約法訂明「以黨治國，即為黨國」，一黨專政，政府向黨而非向人民負責。此時期近乎沒有任何民主選舉，民眾不能透過選舉影響行政。民國憲政學者荊知仁認為：「這部約法制定過程極其倉促，且人權保障較為薄弱。且政權由黨代表行使，政府由黨產生，政府對黨負責，重要法律由黨解釋。其認為，這些弊病對中國近代史和當今中國影響深遠。」而較著名的反獨裁事件有 1930 年的上海大罷工，來自郵政、電車公司及自來水公司的工人與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由此可見，南京十年間的國民政府正在進行獨裁，人民對於政府施政有很少影響力。

兩個年代的政府進行獨裁乃政治上的相同之處。

另一個政治上的相同之處乃政治派系傾軋，使之有口頭甚至軍事爭拗，政治混亂。軍閥時代政治派系傾軋，除了軍閥本身外，國民黨北伐軍本身亦分為兩派。

自袁世凱死後，群龍無首，軍閥割據，中華大地上曾有多達十八個軍閥。他們來自多個政治派系，對於很多議題持有相當不同的意見，造成相當多的鬥爭。如 1916 至 1917 府院之爭中直系馮國璋與皖系段祺瑞爭論是否對德宣戰、1917 年張勳軍閥認為復辟帝制是救國之路，以及吳佩孚認為直系應主導南伐統一中國等等，均顯示軍閥派系傾軋。

另外，軍閥內本身都有不同的派系，有由段祺瑞支持的安福系（安福俱樂部）、由支持君主立憲的梁啟超領導的研究系、又有掌管中國交通建設的交通系與新交通系等等，各自有軍閥支持，軍閥時代派系傾軋。

除此之外，後來 1926 年國民黨北伐，1927 年出現了寧漢分裂，也顯示軍閥時代國民黨內政治派系傾軋。在 1923 年本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蔣介石在 1927 年 4 月到達南京時另組國民政府進行清黨—處決並殺害共產黨員。而另一邊廂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則宣佈清黨非法，且派軍東征南京。由此可見，軍閥時代上至軍閥，下至國民黨內都有政治派系傾軋。

同樣地，在南京十年間，表面上統一的中華民國「新軍閥」割據、國共分野，且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乃其一相同之處。

蔣中正為急於達成統一，與軍閥談判並達成半獨立的協議，以確認南京政府為中國中央政權。這些「新軍閥」建立勢力範圍，以支援北伐的名義繼續享權，就如桂系李宗仁和李濟琛控制兩廣及兩湖、張學良的滿州與熱河。他們見機行事，可能不聽命於南京政府。就如 1929 年 3 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強調中央統一軍權，又將地方管理敗政系統集中起來，被新軍閥抗議並要求國民政府裁軍等阻撓。新軍閥更多次與南京政府開戰，例如 1929 年 3 月的蔣桂戰爭、5 月及 10 月至 11 月的兩次蔣馮戰爭、11 月至 12 月的第二次蔣桂戰爭、蔣唐戰爭，及 1930 年 5 月至 11 月的蔣馮閰大戰，可見南京十年間派系傾軋，新軍閥林立。

除此之外，國民黨內亦分裂成兩派—以元老胡漢民和西山會議派的右派，及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在建立南京新政府時蔣與友派合作，推選胡漢民為立法院院長，將汪精衛的左派排臍於外。1931 年 5 月左派更成立一個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對抗。不過，蔣汪在杭州會談後和解，汪更於 1932 年 1 月 25 日 成行政院院長。右派在國民政府失勢。此亦可見南京十年間派系傾軋。

還有，南京十年間共產黨興起。自 1930 年代討伐新軍閥幾近完成後，蔣介石將視線轉移到國內的另一派系—共產黨，並進行了多次圍剿。其中 1934 年 10 月 18 日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後共產黨更進行大長征，在陝西及甘肅的延安建立根據地，與國府對抗，直至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變為止。由此可見，南京十年間派系傾軋。

南京十年間派系傾軋，外有共產黨、國民政府有新軍閥，以及國民黨內都有左右派，政治派系傾軋，乃與軍閥年代的中國的相似之處。

戰爭頻仍乃軍閥時代及南京十年間中國的相似之處。

軍閥時代是軍閥割據的年代，軍閥各自有勢力範圍，擴張及霸佔勢力範圍勢不可免。就在軍閥年代就有多次戰役，其中最主要的不能不數 1920 年直皖戰爭、1922 年及 1924 年的兩次直奉戰爭。另外，自 1923 年國黨得大批蘇聯援助後，1926  年開始北伐軍北上攻打各軍閥。在開始之時 1926 年 8 月尾發生了武漢大捷打倒了吳佩孚、9 月在江西進行了北伐最大的戰役—三次攻失南昌，趕走了孫傳芳、1927 年二軍六軍迫退皖軍佔領浙江與南京。由此可見，軍閥年代戰爭頻仍。

同樣地，在南京十年，表面上和平的年代戰爭頻仍。二十年代尾蔣介石開始討伐新生新軍閥，進行了 1929 年 3 月的蔣桂戰爭、5 月及 10 月至 11 月的兩次蔣馮戰爭、11 月至 12 月的第二次蔣桂戰爭、蔣唐戰爭，及 1930 年 5 月至 11 月的蔣馮閰大戰，最後全部勝出。而在後來蔣介石開始剿共，對江西井岡山進行五次圍剿、追擊大長征及在西安密謀圍剿延安（亦即後來的西安事變）。此亦可以顯示南京十年間戰爭頻仍。

所以，軍閥年代的中國與南京十年間的中國相似之處乃兩個年代戰爭頻仍。

軍閥年代與南京十年的其一相似之處乃兩個年代間工業商貿得以發展。

軍閥不積極干預，且一戰重挫列強的工業實力，軍閥年代間的工業與商貿得以發展。中國的內部工業獲得鉅大增長，就如紡織廠由 1911 年的 22 家增長到 1919 年的 54 家、1921 年的 109 家；麵粉廠由 1916 年的 67 家增長到 1918 年的 86 家；近代銀行由 1911 年的 7 家增長到 1923 年的 131 家；蒸汽船由 1913 年的 893 艘（總噸位 141,024 噸）增至 1918 年的 2027 艘（總噸位 236,622 噸）；煤產量從 1913 年的 1280 萬噸增長到 1919 年的 2010 萬噸；鋼產量從 1914 年的 100 萬噸增長到 1919 年的 180 萬噸，國內工業頗有成就。而英國進口量由 9600 萬兩降到 4900 萬、法國由 520 萬降到 150 萬，德國進口量由 2800 萬降到零，亦可以證明中國新興的工業商品在國內某程度上取代了外國貨品。而在國外貿易方面亦獲得增長，就如絲綢出口由 1914 年的 87,517 擔急增至 1919 年的 131,506 擔，而中國外貿赤字更從 1913 年的 1.66 億兩劇減十倍至 1919 年的 1,600 萬兩。由此可見，軍閥年代間的中國工業與外貿得以發展。

同樣地，南京十年間的中國商貿亦獲得一定發展。儘管丟失東北、日本又對上海加緊進攻令外貿受破壞，重型機械的入口卻未有減少。1927 – 37 期間有多達 5 億元的工業設備進口。中國鐵路由 1931 年前的一萬三千公里增長到 1937 年的 11 萬公里（不計算東北）。而電力工業有年增長率 9.4 %；煤炭 7%；水泥 9.6%；鋼為 40%。輕工業也如棉紡織、麵粉製品、鐘錶、水泥和化工製造等領域還是出現了頗大的進展。而外貿方面，在 1928 年中國的貿易赤字大大減低到 800 萬銀元。南京十年間中國亦簽署了一些標誌性的貿易協議，就如 1933 年中國與納粹德國的漢斯·克蘭（Hans Klein）達成以貨易貨的貿易協議，在南京和廣州分別簽定了《中德易貨合同》和《中德換貨合約》。而在 1936 年國民政府亦與德簽定了 5 年的一億馬克的換貨協定—以價值 1000 萬馬克的鎢砂等原料換取軍火。1933 – 1934 年間中國出口錫、鎢、銻各 4000 噸。而希特拉更在 1935 年親筆致函蔣介石以表示感謝，可見中國當時的貿易成就。

由此可見，兩個年代間的相似之處為工業與商貿得以發展。

兩個年代間另一個相似之處乃基層大眾生活差。

軍閥年代間戰爭頻繁，缺乏廣泛的經濟與金融改革，基層大眾生活困苦。1913 – 1919 年湖南安源就發生過四次工運，要求改善工資、工時及工作環境。而在 1923 年，京漢鐵路總工會不滿薪酬過低、工時過長而進行集會爭取，後來導致二七慘案。還有，1925 年日本棉紗廠非法開除及毆打中國工人，工人生活差，發起了大罷工，後來英方與日方鎮壓，乃著名的五卅慘案。工人工資低、工時長、工作環境差，使他們群起罷工反抗，可見軍閥年代間中國基層大眾生活差。

同樣地，在南京十年間基層大眾生活困苦，尤其是農民。南京十年間「新軍閥」割據，他們對民眾利益、農民苦難漠不關心。就如 1930 年上海郵局大罷工，起因是郵局官員官官相衛，郵局工人受到剝削—工資減少、工時加長，且得不到升職機會。而在農村方面，相當國民黨官員與土地利益連繫一起，農民被國民政府所忽略。據國際聯盟的調查指出，華南地區雇農和半雇農佔了農村人口 60 – 69%。除了將年產莊稼的 40 – 60% 交作地租外，還要為佃主交納正常的地稅和附加稅—正常地稅的 35% 至 350% 不等。由此可見，南京十年間中國人民的基層大眾頗困苦。

所以，兩個年代間的相同之處乃基層大眾生活困苦。

另一個相同之處為兩個年代間的中國主權受損。

在 1916 年間，不平等條約及租界依然實行，包括 1842 年南京條約、1895 年的馬關條約、瓜分熱潮和 1915 年的二十一條與中國民四條約等等。其中軍閥年代間的租借地有山東的威海衛、漢口、福建、廣州灣等等，而被割讓的則有香港、山東半島及北方的外蒙古等等。另外，列強在中國的其他活動亦有侵犯主權。例如 1926 年在萬縣、1927 年在南京出現了排外風潮，這乃中國內政應由國民政府自行解決，但卻被列強插手並炮轟。這亦是後來的三二四及萬縣慘案。1928 年北伐軍隊抵達濟南時被指搶劫，蓄意屠殺中國軍隊與人民，亦是另一宗侵犯主權的事件。比較著名的亦有 1925 年的沙基慘案（六二三慘案），廣州人民為支援五卅慘案被英日鎮壓的民眾進行，進行省港大罷工，遭到英國侵擾主權的鎮壓。不得不提的是 1927 年的皇姑屯事件，因張作霖不願受日本擺佈而被關東軍侵入中國領土炸死，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由此可見，軍閥年代中國的主權受損。

同樣地，在南京十年間，中國的主權受損。雖然有少量如漢口（1927） 、鎮江（1929）及廈門（1930）的租界被收回，但日本對中國的主權侵略更見嚴重。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北，並擁立傀儡偽滿政權，中國主權嚴重受損。而在活動方面，在 1937 年七七事變前，日本關東軍頻頻在北平附近的宛平城進行一宗未得國民政府允許的軍事演習，乃另一侵犯主權的活動。由此可見，南京十年的中國主權受損。

所以，兩個年代間的相同之處乃中國主權受損。

除此之外，另一個軍閥年代與南京十年間的相同之處乃文化百家爭鳴，各種思想百花齊放，有一場思想革命。

在軍閥年代，思想家、哲學家在 1917 – 1923 年間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革命，倡議白話文，更被譽為「中國文藝復興」。動蕩的年代知識醞釀激蕩，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理念、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 1918 年的米飯暴動等等都吸引到中國的知識份子，決心復興飽受混亂和軍閥割據之患的祖國。他們在 1917 年開展了新文化運動，主張將舊思想更新、改進，建立新中國文化。就如陳獨秀所說：「自主而非奴隸、進步而非保守、進取而非隱退、世界而非鎖國、實利而非虛文、科學而非想像」；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之時亦提倡學術自由、科學化，建立新中國文化；胡適亦積極提倡自由、個人、科學、民主，及白話文寫作。此外，中國的報章雜誌亦有顯著增長，由支持變革的《新潮》、《新青年》到保守的《國故》雜誌都有，可見軍閥年代間文化活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新文化運動的高峰是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乃對列強處理山東問題的抗議—對外爭權、對內除賊。他們向賣國賊及日本侵擾主權激烈抗議。五四運動亦令中國知識份子對滿口仁義道德的列強大表失望，使反帝的共產主義興起，並於 1921 年成立中國共產黨。由此可見，軍閥年代間，中國的文化經歷了一個鉅大的思想革命，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同樣地，在南京十年間文化活動非常活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中共的贊助下，1930 年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旨在抨擊國民政府及英美學派作家。他們的代表人物有魯迅及瞿秋白。同時，右派以林語堂為首，出版《人世間》及《宇宙風》， 大受時人歡迎。另外，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職員出版的《文學季刊》及《大公報文藝副刊》亦廣受支持。三個派別相競爭鳴，造就一個非常活躍的文學氣氛，使黃金十年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最為昌盛的時期。南京十年間的主要作品有魯迅的《阿 Q 正傳》、茅盾 —《子夜》、巴金 —《家》、《春》、《秋》。因此，南京十年間文學活動活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所以，兩個年代間的相同之處乃文化活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軍閥割據與南京十年的中國儘管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有相異之處，但有更多的相同之處，所以我認為兩個年代的中國都是很大程度相同。

資料來源

• 《中國近代史》—徐中約
• 某幾個忘掉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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